「既然我還可以自如地往來、說話，那我就當好好把我所知道的，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都向台灣朋友好好說一遍。這就是我做這個演出的目的。」這是放在前台的一份尋父啟示中，創作者馮程程與一位來信者Ｙ的信件內容。這份通訊不在電子節目單之中，也不在各個工作人員所拿的QR code告示裡，而是實體印出、放在前台。如果不是恰好往前台多張望了一下，實不會發現，但卻是這場演出的核心。
尋親之下的自由追求
只是想好好說話，應該是很容易的事，但對於2019年後的香港人卻很困難，因為這份困難，讓過往作為幕後導演的馮程程自己站上了舞台，直接現身對著觀眾說話。《萬里尋親記》以多層次內容架構，除了首尾導演的獨白，還有爸爸們的自我介紹與故事、共同的《暴風雨》排練、來自香港的石頭與十二個來不了台灣的港人的故事【1】。這些內容交疊著，非線性的在場上留下了雨衣、撐傘、路障等反送中的圖像，尤其在滿地雜亂之前，爸爸之一，陳欽生前輩敘說著在白色恐怖時期受冤入獄的事。而作為共同文本的《暴風雨》台詞版，背後更以摩斯密碼藏著「set me free」的訊息。只是，這個「me」是誰？
於是，雖然因著已逝父親的樣貌——如摩羯座、喜歡1950—1970老歌、當過指揮伴奏的老師或軍人——創作者列出了幾個尋親條件，但萬里尋父只是個「幌子」，各個爸爸的交集，並不會成為馮程程的父親，他們的所思所想與選擇也不同。而演出的重點也並非全在這五位爸爸身上，主軸仍在香港所發生的事、尤其是十二人偷渡案，種種身不由己的時代風暴。於是臺上的五個爸爸，以及《暴風雨》的選段，都成為了馮程程的敘事符號，展現她的心境。
各說各話的盡力同理
通訊中的Y在了解馮程程的尋找後回覆了：「在我的生命經驗中，自2014年起有一種台灣、香港在政治議題上因為地緣與處境日益靠近的感受，但各自發展與困難又完全不同。…… 悲傷的人與悲傷的故事日日上演，我們同理，我們說話，然後感到無力。」在觀看演出的過程中，我也有和Y相似的感受，縱使馮程程以香港人的身份現身，我也絕對理解並同理香港人的處境，但在這舞台上，同理與說話可能都是「各說各話」。但話語是需要的，尤其當不能說之時，只是每一個爸爸其實都如此不同，即使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有不同的際遇、有不同的抵抗對象，受陷蒙冤的陳欽生前輩，跟反抗受迫的港人，也在不同的脈絡中。
於是，尋親是為了借他人的故事，說自己與港人的苦難，尋親者才是主體，以自身呼喚著自由。這也讓《暴風雨》的排練有一點弔詭——參演者並非經文本排練而有思想激發，而是文本也僅成為一個驗證的工具。
如果回到《暴風雨》的情境：魔法師與女兒在風雨中上不了岸，但當上岸，他們成為奴役他人者；當返航，卻是魔法師決定重回歐洲政治角力之時。而尋親的契機，是因為馮程程父親當年考量「政治化」的複雜度，選擇移居較輕的香港而非較重的台灣，但香港並沒有比台灣不政治，只是兩者的時代情境不同，政治的樣態也有異。在種種的理解與矛盾之間，演出中強調的劇場魔幻（magic if）對我開始黯淡了下來，這場暴風雨，在這靠近不了的距離中也成為遠方的事件。但對照我的疏離，各個爸爸們投入的演出卻又讓我讚嘆，在場景的最後一刻，爸爸們共同揮手送出「珍貴的事物」的樣貌卻仍讓我感動——無論明不明白，我們都只能盡力求生。
最適合的距離？
「你現在最想要大聲疾呼的事情是什麼？」在演出的最後，馮程程表明了對於交流、理解、溝通的期盼，希望藉由創作守護自由。她以尋親，處理著自身的創傷，為已然瘖啞的香港發聲。這是一個誠實的作品，即使我只能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並思考著從議題到創作所需要的距離：要多遠的歷程、要多久的時間，劇場才能說一個恰到好處的故事？
但或許這也是劇場的迷人之處吧，不管站在哪一個位置都有可能，只要還有觀眾。而離開這趟尋親旅程，馮程程又將回到香港，那一個與台灣直線飛行距離實只有711公里的島嶼，卻是這場尋親記無法直接發生的地方，超越萬里。
註釋：
1、2020年8月23日，12名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受到不同罪行指控的香港人，搭乘快艇欲渡海至台灣，被中國海警抓捕，送至深圳判罪、服刑。詳情可參考報導者《12港人案兩年紀錄》：https://www.twreporter.org/a/12-detained-hongkongers-by-china-two-year-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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