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彥寧
我們有屬於成人的演出，屬於兒童的劇場，那麼關於「青少年劇場」呢？或者退一步想，我們有多少深刻談論青少年議題的演出與文本？
那是被隱形的一群，青少年不像兒童一般備受呵護，又尚未被視作成人擁有自己的空間與話語權。許多的事情遇到就只能忍過了，「死過一次你都不知道。」
青春之鬼：死過一次才能活在這兇殘的世界
從2006年的《宛如幼蟲》、2007年《1:24混合發作》、2014年前叛逆男子的《新社員》到2017年再拒劇團年度製作無刪減版的《春醒》，導演黃緣文試圖以青少年的不同面向，接近問題的核心，看似摸索每個人必經的社會化過程，其實是人們在成長過程中，亡失與遺留在時間洪流的人生片段。從2006年《宛如幼蟲》對瘋癲與正常界限的質疑開始，那些被稱之為「幼蟲」的，在黃緣文與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的創作脈絡裏，是指那些低度社會化，辛苦掙扎於世間的存在。「社會化」是個如此簡易暴力的命名，它合理化我們進入體制與規訓的過程中，許多的自我割捨。讓我們反過來問，那些不被「社會化」的又該如何命名？在孩子的階段，他們被稱之為「兒童」，並對這個年齡層設下許多的保護和期待；在成人的階段，則以責任和義務為其前進的目標與動力。而「青少年」被歸納為兒童至成人所需經歷的必然過程，在漫長的學習與對未來的朦朧想像裏，它並非只有積累，還有捨棄。
「更清楚一點說，是死過一次才能存活，」緣文說：「死過一次才能活在這兇殘的世界。」
那些死掉的在《春醒》被命名為「青春之鬼」，挪用改編劇本吳秉蓁舊作《青春之鬼睡美人》的劇名，「2012年導助也曾比喻為青春的『停車場』，」緣文笑說：「也就是原著中的『墓園』。」緣文一直試圖處理在時間縫隙裏卡住的青春之鬼，一次又一次透過不同的作品慢慢地鬆動他們的身軀。
「他要碎裂這世界，再生出他自己」-〈午後的天空〉，《春醒》
有別於尚惹內（Jean Genet）提出一個完整的道德方向，緣文想做的是釐清問題。「一旦劇中人可以滑手機，一個一百多年前的劇本當然必須作巨幅的更動。然而，人可能越來越先進、越來越多管道抒發自我，但整個時代的前進卻不會讓『墓園』更少，一個多世紀以來，現代化所排除的人事物只有更多，而這當然也反映在青少年面對的困境上。」 回到選擇《春醒》，這個曾被禁演數十年的劇本，最初的創作緣起，其實是來自2011年台灣推動12年國教後，一系列包含多元教材和性平教育的討論與爭議。當時，將近30歲的緣文發現，即便距離他的青少年時期已經過了許久，同樣的問題依舊存在：「即使到現在依然無法好好地和小朋友談性，你以為小孩子不一樣了，你以為時代改變了，幹他們都一樣。」面對來自家庭、學校的各種壓迫或暴力、對於升學就業的不安、愛人與友誼的衝突、性和性向的探索，100多年前的問題至今仍天天在新聞社會版面上出現，儘管我們獲得的資訊量比以往都高，我們得到知識的方式，卻沒有讓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而每當青少年面對問題的時候，常常還是要依靠自己來教育自己。
死過一次你都不知道
鮑奕安 飾演 莫里斯 （攝影：唐健哲）
「我想過很多人能夠割捨能夠放下，那些人會在出社會了說出『我們都經歷過了，再忍一下你就得到更多了』這樣的話。可是，你認為你生命中最精華，最能夠理解世界的真實，一邊成長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的過程，應該發生在幾歲？你不覺得忍到22歲有點誇張嗎？」 我們的社會持續地將年輕人關在義務教育中，再將他們送入所謂社會直達車的職業學校或大學4年，這個忍耐的過程卻在不知不覺中被隱形甚而視而不見。「青少年被隱形了，他們被視為沒有完整行為能力的個體，所以不能作為成人活出自己，只能就此忍過，死過一次你都不知道。」於是緣文頻頻回望，在作品中立定了自己的目標：「如果世界上有一種人一直往前走但必須要回頭，我就成為這種人吧！」
但是，《春醒》不因為談論了諸多議題變成一齣空泛或是嚴肅的戲，反而有許多大笑的時刻。正如現實人生，苦與樂總是相隨。戲中大笑的衝突發生的時刻相當緊密，看排過程中，作為觀眾的我心中一直浮現「幹怎麼有點慘吶」的念頭，同時又頻頻拭淚。走出劇場時我想到一些生命出現過的人，有人的人生就此卡住，他無法跟著成長的必然或時代的洪流與時俱進，也無法賴著。人一定會長大，但該怎麼處理傷痛？
導演 黃緣文 （攝影：王玫心）
緣文希望能夠邀請更多教師、家長進來劇場：「從我們可以做什麼和實際上做過什麼出發，而不光是『給予』。給予任何人一支麥克風是沒有用的，你要先讓他擁有獨立思考的權利；要讓青少年們知道自己的思考是被允許的，不是要改變他們，而是要改變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共犯結構。」
而那正是一百多年前韋德金（Frank Wedekind）撰寫《春醒》時，希望在當時保守的德國社會所揭露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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