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2日 星期四

解嚴25 新威權媒體集團興起

文/管中祥 (轉載自Benlaの部落格

2010年9月,一群年輕劇作者組成的「再拒劇團」,在牯嶺街小劇場推出新作《自由時代》,這部創作啓發於「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為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不惜自焚殉道的事蹟。在正式上檔前,劇團邀請了不同世代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及學者舉辦座談,當晚大家議論著:解嚴之後,在媒體看似多元開放的「自由的時代」,我們真的擁有「言論自由」?如果,鄭還在世,他會怎麼看現在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會怎麼想?恐怕不會有人知道,但,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言論自由」?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戒嚴時期,傳播媒體和其它民間組織一樣,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形成特殊的侍從關係。媒體一方面擔任黨國的傳聲筒,同時也扮演起「圍事」角色,協助抹黑或清除社會中的反對意見。台灣媒體解禁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政治異議者為爭取言論空間,除了衝撞既有體制,並透過包括黨外雜誌、游擊錄影、第四台、地下電台等另類媒體突破媒體的黨政軍壟斷。有趣的是,要求媒體開放與言論自由的呼聲,卻巧妙地與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接軌1980中期開始,國家開啟經濟自由化進程,媒體從意識形態的工具轉化成獲利的商品,廣電媒體的開放除了是因應民間社會的呼求,同時也了何配合國家發展,擴大產業利潤,回應跨國資本對媒體自由化的要求。

台灣媒體日益開放,許多人以為脫離黨國操控後,媒體便能以「獨立」之姿,監督政府,促成社會多元意見,但結果並非如此。由於媒體結構上,缺乏妥適的公平分配機制,以及冒進自由化的政策,使得台灣媒體的控制迅速地從「黨國」轉到「資本」之手,帶來新的控制與問題。過去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而原本自由主義所讚揚的專業主義、免除國家控制、多元選擇等理念在現實中也受到嚴厲挑戰。

媒體市場的亂象紛陳,表現在業者之間進行的惡意競爭,面積不大的台灣,竟有兩百多家的商營衛星頻道,以及近兩百家廣播電台,更有八家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新聞台。市場成了叢林,媒體經營者必須面對市場小、媒體多的市場結構,使得媒體在生存壓力下,播放大量的同質性內容,或者以腥煽色、侵犯隱私、消費與嘲弄弱勢者為手段,不斷挑戰傳統媒體倫理的底線,吸引觀眾目光,獲取收視率,並降低成本以求生存。

惡性競爭的結果,媒體的功能越來越娛樂取向,戲劇、綜藝節目當道,公共資訊與公共討論的節目越來越少,即使是報導公共事務的新聞媒體,也經常把公共事務八掛化、瑣碎化,強調個人情感的娛樂性,以及衝突對立的感官刺激,對於事件的本質及背後原因的討論與批判我們卻很少看到。就算以評論見長的「電視名嘴」亦很少討論公共政策,大多只是關切政治人物的權術與人格特質,甚至沈溺於「爆料」的歡樂之中。

另一個傷害社會至深的則是「置入性行銷」。媒體為求生存或更高利潤,假「新聞」之名,行「行銷」之實,或許能因此得到短暫利益,但卻破壞了社會信任與民主。拿了政府的錢才作報導,不僅是政府的傳聲筒,新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拿人手短,媒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也全然喪失。 置入性行銷破壞了人民對媒體的信任,媒體的商業化造成對公共事務監督無能,人民對於公共事務也將一無所知,而極權主義的幽靈卻在一旁竊喜,媒體賣掉的不只是自己,也把民主賣給封建的惡靈。


在外界的猛烈批評下,政府總算有所回應,2011年1月12日,修訂《預算法》限制政府不得作置入性行銷,雖然政府不能明日張膽地收買媒體,但商業的置入仍未獲得有效解決,依然威脅媒體獨立自主。而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大型的企業集團經營媒體,則是另一種言論控制的嚴重問題。

食品大亨旺旺集團在2009年買下中國時報後,持續擴張版圖,2011年 集資成立「旺中寬頻」 斥資762億台幣,計劃進軍有線電視平台。這樁亞洲地區近五年最大併購案若通過,旺中集團將能掌控將近有25%線電視的市場,並且擁有報紙、雜誌、網路以衛星、無線、數位電視頻道,若再加上業者間各式各樣的合作關係,旺中集團的影響力恐怕更甚於此!

不只旺中集團,許多大型資本也展現進軍媒體高度興趣。例如,旺中寬頻的投資者,除了有2012年富比士台灣富豪排名第一的蔡衍明,另一資產名列前矛的國泰金控前副董事長蔡鎮宇,以及曾經叱咤風雲的東森國際董事長王令麟也名列其中。而蔡萬才家族、王雪紅、林榮三等前十大富豪早已進入媒體市場。媒體不再是文人或一般企業經營,越來越多的跨國與金融本進軍媒體市場,他們不僅投資各樣的產業,對於政治部門又有極大的影響力,這種政商結盟的新威權媒體集團,對民主政治勢必會有嚴重的影響。

嚴格說來,台灣的媒體從來沒有真正獨立過。 威權時期,媒體是政治的附傭、是侍從,過去政府透過暴力的方式直接操控媒體,民主化後,只好改以金錢收買媒體。

新聞媒體遭到資本或商業壟斷,或者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都可能因為追求利益而忽略,甚至公共事務的報導,以致於社會日漸去政治化與去公共化,更讓民眾與公共事務漸行漸遠,如此一來,當人民不再能透過媒體了解與關心公共事務,也使得政府失去民眾參與及受公共監督的力量,這樣的發展不僅是對民主政治重大傷害,也提供了威權體制再起的溫床。

社會的進步就是不斷在戰鬥與辯証中向前,前人爭取言論自由要求媒體解禁,但解禁的同時缺乏妥適的政策規劃,引來更大政商力量的操控,導致媒體亂象叢生,言論似乎逐步歸於一統。不過,媒體的混亂與無能反倒激發公民集結的改革力量,不同類型的媒改行動順勢而起,改變縱使緩慢,卻是逐步往前;而公廣集團雖然爭議不斷,但仍在國家與資本控制之外開啟新路,保護微弱的聲音;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自主公民不再只是批評或抱怨媒體,更多的公民記者、獨立媒體以及自由撰稿人 承襲黨外雜誌、游擊錄影、第四台、地下電台的精神與行動獨立報導,監督權力者,而這種不斷辨証與對抗的持續過程,正是台灣社會能否擁有真正言論自由的關鍵力量。

(本文刊登於1324期新新聞;部分內容改寫自舊文)

補:2012年7月25日NCC通過旺中案,正式宣告台灣進入新威權媒體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