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attachments#8》

在台北的朋友可能有看過在再拒劇團很長的名字劇展(編按:《接下來,是一些些消亡(包括我自己的)》)演出的第5號作品-《退潮下午》或是在第一屆超親密小戲節的第2號作品《here she is- 張明》,現在是第8號作品了,很期待還有好多沒有發生過的。如果可以,12/12下午三點半和12/15下午兩點半請來參與我們僅僅兩場的演出,河童一如往常地不會在台上,蔣韜帶著新入手鍵盤現場配樂;如果時間撞不上,那就來展場晃晃吧,可以看見過往四個作品的錄像,和其他展區的美好年代,到下週日就結束了喔!錯過了就錯過了喔,你知道我很不會重覆我自己。- 曾彥婷/蔣韜


《attachments#8》為曾彥婷自2010年開始創作的裝置展演系列第八號作品,此一系列作品皆以頹壞的起居空間與真實的生活物件描摹一個獨身女子的外在世界,同時以具象的事件及物件外顯她的內在世界。此次將營造出一個私人的角落,由原本巨大哀傷籠罩的房間,經由挖掘埋藏在其中細碎微小的美好,希望之光將破土而出,從角落兀自照耀著一切。

《attachments系列》使用「現成物件」(found object)為主要素材,這些多數是日常生活的產物,它們隨處可見,但在它們脫離了生活以及原先預設的功能而被擺放在舞台上時,物件仍然是物件本身,然而這一刻,物件也不僅僅是它們自己。劇場這樣的一個場域創造了所謂的「複象」(doubling phenomenon),讓假扮的動作變成戲劇裡的真實,也讓真實發生的事件變成一場刻意的表演。

裝置及演出均無演員,唯一的戲劇動作為空間中大量的絲線如同懸絲偶一般接附在每一物件之上,創作者在遠端操控著物件的動作,彷彿獨身女子就坐在自己的房間中,試著衣服喝著紅酒,只是她並沒有現身,我們看見的絲線牽動是她糾結於其中的意念。

◎表演場次:
12/12(四)15:30-16:00
12/15(日)14:30-15:00

◎表演地點:4號倉庫

2013年12月4日 星期三

【劇評】男人與男孩《我在這I’m here》



團體:再拒劇團
時間:2013/11/23 14:30
地點:台北市madL2 文化空間

文 薛西(2013年度駐站評論人)

事情總是關於傷害,空間猶如冷冽無光的地下室,鐵鍊的拖地聲直直地刮過地面,貓咪的叫喚,微露著溫暖與希望,也有無人陪伴的殘酷之意;大稻埕在門外熱鬧著,人來人往的市井之聲反向給了這個戲劇空間「世界內/外」的襯托。

觀眾和演員,喔,或說是觀眾與一個男人以及一個男孩被困在狹小的房間裡,男人與男孩是綁匪與人質的關係,同時具有也不僅止於如此的關係。在這一小時裡,敘事的發展是從男人本來「絕對的惡」,逐步向到「惡的心理內在平面」揭開。讓人感受到取材自真實事件的編導薛儁豪,懷抱著拒絕簡化的理解心態進入這則距離此地遙遠的新聞,不把惡人壓成扁平的形象,氣氛與故事的內容也與編導今年八月在公寓聯展(同樣由再拒劇團主辦)自任編導演的〈我想跟你說〉有著類似之處,意圖通過表演者、空間與聲響組構一個有關創傷、記憶、暴力的文本,讓這個理路簡單的故事,發出深刻的涵義。

結果是「不及」了。一旦「不及」,「表演者-空間-聲響」的構造便自我解消,牽一髮而動全身。

表演者。男人與男孩的狀態僅顯露於(外在的)表情,綁匪說話的時候我看到他的表情凶狠、痛苦或哀傷,但我並沒有感受到他表情裡意欲述說的那些,或說,他究竟是用什麼狀態在說著那些的呢?男孩的表演狀態則進入另一個自我的狀態,用力地刻劃情緒以避免「我不在這」,不過越是用力越是顧及不了「變成一個男孩」的扮演。

空間。要在與觀者這麼近的空間調度頻繁的換場,是危險的。越近的距離,表演者與場面調度越需要能量與精準,否則很容易就在無形之中,效果逐漸解離。再者,有些換場是否必要?抑或是為了製造意象、畫面而調度?於此反問,如果有些場景連續地接起,是否就做不出要有的意象、畫面?極近的距離,冷冽的文本,加上表演狀態的解離,演出於是因為頻繁換場導致更加碎裂。

聲響。屋外的大稻埕市井雖然幫助了戲劇空間的劃定,但也造成另一種干擾。蔣韜的音樂一向具有聲音裝置的美感,無處不在,不可預期,每每與空間形成獨特的對話;但若把「門外的市井之聲」容納進來一起想(編導自始至終有沒有這樣的意圖我並不知道,談論這一點比較不是批評,而是提問),戲劇空間裡的聲響是否能和市井之聲產生更好的協調?包括音量與聲音類型之間的諧和、選擇與運用等等都是。

從〈我想跟你說〉到《我在這I’m here》,編導薛儁豪展現了他對「表演者-空間-聲響」的興趣及敏感,這是他的作品的可能性所在。只是,前者的規格尚小,創作者一人即可掌握;跨越到後者,所面臨的種種缺憾,就希望他能在下一次加倍奉還了。

(轉載自表演藝術評論台

【劇評】監禁裡的傷廢、暴力與創傷

《我在這.../I'm here》|攝影 白志仁 2013


「再拒劇團《我在這…/I'm here》是關於一個男人、男人和一隻貓的故事,他不是一個對於單一事件的敘事文本,而是對於一種受害與加害的關係流轉。」

——薛儁豪


再拒劇團《我在這…/I'm here》是關於一個男人、男孩和一隻貓的故事。全劇開頭前以一個被鐵鏈綁住的長髮男子為主要的氛圍營造,透過非線性的敘事來建立故事背景和角色。導演運用視覺、聽覺上的不適感來表達劇中滿溢的恐懼、無助,以最直接的方式刺激觀眾思考在牢籠裡人性發揮的極致。以下我會就幾點來談:一、監禁裡的傷廢、暴力與創傷。二、貓的意象。

一、   監禁裡的傷廢、暴力與創傷

當一個人整日處在一種昏暗無天日、沒有身體自主權的狀態下,什麼是我們最直觀、最純粹的感覺?絕望。而這股絕望有兩種負面的極致表現:加害與自殘。這兩者並不衝突,甚至可以說是並行的好兄弟。當一個人在加害他人時,同時也殘害了自己心中的一塊。劇中的兩個角色,暫且稱作男人(杜逸凡飾)與男孩(李澤飾),代表加害與受害者,也是體現暴力與創傷的個體。此劇以一個男孩被鐵鏈綁在牆角作為觀眾進劇場時第一眼能看見的景象,由此我們可以釐清角色,有一個受害者,也是我稱之為男孩的角色。開演時,男人翻箱倒櫃的在尋找東西,最後找到了貓,透過他的表情,我們可以釐清第二個角色:加害者。以上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並非固定不動,而是關係的流轉。

先談第一種關係,也就是男人加害、男孩受害的情況。這是比較顯性的狀態,在劇中我們看到一些明顯的例子:男人買食物回家、將男孩從鐵鏈中釋放並且叮囑他不要亂跑的時刻;男人喝醉酒回家,和男孩發生性行為的時刻⋯這些都是他直接的加害表現。但有趣的一點是,男人在劇中提到他曾經在某一天被一個男人帶走,發生了性行為,事後那帶走他的男人送了他一隻貓;他的同學也有一隻很可愛的貓⋯由此可見,男人也曾是個受害者,曾處於監禁的空間裡,遭遇到暴力、創傷,不是唯一、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受害者轉變為加害者,層層傳遞下去、一層一層更加劇烈地加諸在別人身上,這是絕望後的加害表現。而我們也可以猜想,男孩在遭遇到這樣子一個受害的過程裡,他也可能轉換成加害者,繼續地開發更多地受害者。

而第二種關係,是男孩加害、男人受害的情況。這是比較隱性、內心的狀態,從劇中我們可以看到:當男人在結束跟男孩的性行為的時候,他感到無比的內疚,最後點起火,兩人一起取暖,甚至透過鐵鏈當作童年時自身缺乏的遊戲道具,兩人快樂地玩在一塊。我們可以發現男孩其實是男人自己的童年縮影,當然這也包含其中的陰暗經驗,於是在男人對男孩的表現行為當中,我們可以讀到許多愛、憐、同情的情緒,然而這些情緒卻又轉換為憤怒,透過言語、行為的暴力來掩飾自己的傷痕。

在被監禁的期間,還有另外一個情緒會被放大:寂寞。因為寂寞,我們把自身的感情、掛念投射到其他的事物上面;因為寂寞,我們會在腦海中浮現出曾經幸福的時光,但隨時間的流逝,記憶也漸模糊。而在這巨大寂寞下,我們還是只能加害於他人,因為沒有別的選擇,除了加害、還有自殘。

男人與男孩是在被監禁狀態下的傷廢者,遭受創傷、暴力甚至是巨大的孤寂,轉換成無限輪迴的再暴力、再創傷甚至是孤寂後的空虛寧靜,如此不斷循環、不斷增疊,不停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後。

二、   貓的意象

「貓」在本劇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他代表小男孩。導演在處理貓這個意象的時候是採取一個比較隱藏的方式來呈現,也因為這種呈現的方式,我們對於「貓」這個意象可以有更多面的想像空間。劇中提到:貓喜歡別人摸他靠近屁股的地方,但僅限熟人。這是一個性慾的象徵,也是親密的象徵。然而被監禁、綁架的孩子,在如此私密的防線被突破、攻佔的同時,也在他們心中留下創傷。

「貓」同時也可以代表一個人的慰藉,當自身受傷、寂寞時,想找個人傾訴,貓就會出現。如劇中男孩哭喊著貓咪呢、開頭時男人在找貓的舉動,代表的都是一個人所需要的安慰,在巨大的寂寞中所需要的感情投射,可能是害怕、也是無助。

觀賞再拒劇團《我在這…/I'm here》的時候,我想到了莎拉肯恩(Sarah Kane),將暴力、慾望、黑暗的畫面不經美化、完整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是最真實的人生、某一部份也是我們不願、不敢面對的人性。總體而言,再拒劇團《我在這…/I'm here》是一個相當精彩的演出,但美中不足的是,角色性格及角色關係要到此劇進行到約一半的時候才能夠完全確立,而又因為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加上一點夢境、現實的轉換,再加上戲的篇幅較短,容易導致觀眾還沒進入到戲裡,演出就結束了。若能提早將角色確立,放大其中存在的孤寂、傷廢感,我們能感受到的第一情緒可能會更明確。

|演出時間
2013/11/28-11/30 19:30、11/30-12/1 14:30

|演出地點
mad L 2文化空間(台北市迪化街一段46巷18弄4號)

文 成蹊。Quentin
(轉載自成蹊同志藝術雜誌

2013年12月2日 星期一

【劇評】為了贖回時間,讓我們再想想故事的另一面──再拒劇團《我在這… / I'm here》

張貼者: [2013 特約評論人] 薄光, 2013年12月01日 21時51分

場次:2013年11月22日 19:30
地點:台北市大稻埕madL2文化空間
演出:薛儁豪導演;演員:杜逸帆、李澤;美術統籌:曾彥婷;聲響統籌:蔣韜

       走進位於大稻埕迪化街巷子裏的mad L2空間,曾彥婷在極小的一樓房舍當中裝置的演出空間讓我想起法國小劇場先鋒安端(André Antoine, 1858-1943)的「自由劇場」:在木造狹小空間中裝置逼近當代生活的細節、物件,精準描述、探討當代人和環境之間的問題。我們像是走進迪化街某個倉庫,等待窺視暴行的上演。舞台左側邊緣是一扇關起的窗,一架木梯檔住這道窗。桌椅位於舞台左側,後面則是陳列雜物的置物架。舞台右側則是另一個置物架,堆著繩索、黃色橡膠水管等等的雜物。在空間深處垂著長髮的男孩(李澤飾)在觀眾入場之前已經高舉雙臂被吊掛在後牆。

      雜亂紛陳的物件使得眼前的空間成為無法判斷功能、位址的隱匿空間。觀眾與男孩被困在這個空間當中,通過等待,存在的意義一點一點被稀釋在時間當中。直到綁架者男人(杜逸帆飾)的夢囈侵入這段留白的時間。他出現在封閉的窗前,一道昏黃的光線照著他的臉龐。這樣超現實的靜止畫面突出於背後昏暗的空間。他突著失神的雙眼,獨白記憶中某個創傷場景:下雨的夜晚,窗外有貓在哭…。

      男人出現了,但是他「不在這裏」,他被囚禁在過往的創傷記憶當中。相對地,我們可以意識到,男孩的生命時間隨著男人的夢囈漸漸被剝奪掉了。在「囚禁」這個特殊的存有—時間形式當中,被綁架的男孩被迫和毫無共同生命記憶的綁架者發展出相互關係。他深深地被囚禁在男人不斷重複的創傷記憶當中,成為他的玩偶,不斷通過扮演、遊戲與暴力重演曾經的創傷記憶;而男孩終將在被剝奪的時間中,一點一點地遠離自己曾有的生命記憶,來到絕望的邊緣。

      囚禁與記憶兩個悖反的時間向度也就決定了「被偷走的人生」當中充滿張力的內在過程。而這也是這齣戲可能處理的時間層次。就整體結構而言,導演以蒙太奇式的場面調度切換在寫實場景和心理狀態之間。但縱觀全劇,編導設計的敘事結構卻遺漏了兩人截然不同的生命軌跡而造成的映照與深層衝突。

      白光中,我們可以聽見音效傳來鄰居家的電視聲響,摻雜從巷弄傳來路人交談、貨車進出上下貨的聲響。男人拎著食物回到密閉空間,放下男孩讓他可以進食。在男人出門後,囚禁狀態中的自由反而來到真正顯露出男孩心中恐怖的時間。面對不可能獲得的未來,多重身份與幻想應該交映出男孩充滿裂隙的內在狀態。但導演和演員卻輕易放過這個關乎存在的命題,僅僅發展出偶發、缺乏生命軌跡的瑣碎動作來填滿這段無聊的時間。男孩不耐煩地甩開日復一日相同的饅頭,坐在角落學唐老鴨說話,拖起鐵鍊排出格子玩起跳格子的遊戲。他最後藉由扮演,躲入自己的幻想當中,想像自己開著跑車去看場電影,甚至扮演起囚禁者的角色。

      為什麼他要扮演?扮演可以帶他去哪個世界?除了殺時間的動作,我們幾乎看不見根植於角色記憶的內在脈動得到充分的發展。對一個和生命記憶失去聯繫的人來說,無聊可能是和自己搏鬥的關鍵時刻。為了拯救自己免於全然沉入無路可出的虛無,男孩可能迫切需要去做些什麼?追溯怎樣的記憶,並且藉由某些行動來演現這些記憶,藉以贖回被剝奪的生命,確認自己的存在?如此,藉由一個故事線,讓觀眾看見相對於囚禁和莫名的暴力,強大的贖回生命的渴望。這些細節都可以讓男孩的創傷得到更深切、具體的內涵,也因此延展出觀看這個事件更全面的觀點。

      整體看來,以上問題似乎都不在導與演的詮釋的目標當中;他們朝向另一個時間向度,著重這兩個靈魂的接觸和關係發展。當男人再次來到男孩面前,在昏暗紅色燈光下,他那空洞的眼神喚起他的創傷記憶。我們讀到,這原來是另一個先前遭到綁架而受創的靈魂重複著自己的創傷記憶,終將把自己的創傷記憶強加到男孩身上。男人強迫男孩扮演他的玩伴 / 性玩具。他在黑暗中拿著手電筒,逼視男孩赤裸的上半身軀體,終至把他撲倒在地,激烈地把手電筒塞進他的嘴裏。

      然而,當我們無法從男孩的生命厚度反觀這個事件,暴力場面也就只是為了呈現暴力而做這件事。當性侵、暴力、痛楚成為公眾觀看、議論的場面,創作團隊真的可以假裝它能不承載任何陳述,僅僅是「享受處於苦難時所得到的感官」(引自節目單,李澤的話)?在暴力與痛楚的即刻感受背後,如何循著強而有力的生命軌跡去理解兩人的掙扎和喪失,可能是創作團隊仍未回答卻不可逃避的問題。男人的記憶很快地主導了戲的走向。兩人通過敘述和簡單的接觸即興、鏡映般的對位動作、撫觸,發展出循環、對映、陪伴的相互關係,暗示兩人在重複發生的暴行底下,難以逃離創傷記憶的困限狀態。

      但這樣的陪伴毋寧是地獄?為了贖回時間,讓我們再想想故事的另一面。當整齣戲對這個事件的審視少了受害者贖回記憶的視線,我們可能要回過頭來釐清,面對這個事件,編導的問題意識究竟是把它當作暴行加以審視,抑或是略過衝突而選擇感傷(sentiments),提出曖昧不明的和解?在戲的尾聲,當輕搖滾樂音流出(若我誤聽了,請糾正我),不免教人要擔心地摸摸口袋,確認我們審視、理解暴行的感受力與清醒。如宋塔格所陳,「憐憫是種不穩定的情感。它需要被轉譯成行動,否則它就消亡了。重點是面對已被喚起的感覺和已被傳遞的知識,我們能做些什麼」[1]。我們甚至更期待,除了在人物內在狀態—情感上做文章,這齣戲可以對正以各種細緻的技術發生在當代社會生活的「剝奪」提出更深刻的討論──如此,我們將面對真正難以溝通的問題?

      去看再拒的戲,總是會對他們面對實驗的開放感到振奮。我想到2012年再拒10年之際推出的《接下來,是一些消亡》聯展。年輕的創作團隊穿梭在台北市南端捷運站的巷弄間,尋覓城市生活的縫隙,然後藉由表演 / 行為、空間裝置、聲響裝置、甚至是表演空間的延伸,讓私密的哀悼與紀念物緩緩滋長。這些實驗與漫遊使得再拒的演出總是充滿生產性的表演過程。「再拒」標誌著當代台北劇場文化當中的疏異性(strangeness ──若用宋塔格的說就是異域性[other-worldliness]),而這種疏異距離也就是生產批判意識之所在。儘管當代台北的社會—文化有太多議題強迫性地吸引劇場去議論、去媚俗,再拒仍然藉由複合形式與媒材(物件、空間、聲音、身體、寂靜),一點一點滋長表演過程的自主性。面對《我在這》這個製作,再拒承擔了不同以往的議題與形式。導演帶著擅長創造沉默的創作團隊面對著值得深思的嘗試,也來到「說故事」的關卡。除了讓物件和感性自己說話,是否考量構思敘事結構,透析出暴行與痛楚底下的生命軌跡,同時在我們的社會語境當中顯影這個議題與必需的關心?

[1] “Compassion is an unstable emotion. It needs to be translated into action, or it withers.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do with the feelings that have been aroused, the knowledge that has been communicated.” (Susan Sontag.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Picador.)


(轉載自ARTAL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