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太多人下落不明，吉凶未卜，期盼失散的人在台北重聚。」
「來台尋父」啟事的這段話，將1949年、2020年、和2022年的當下，連接了起來：一位父親在台灣和香港之間選擇了後者；一群人選擇逃離香港、逃往台北、但從未抵達；一個女兒自由地從香港來到台北，開啟一段尋找「父親」的歷程——香港馮程程、台灣再拒劇團，和多位不同出身背景的「假想父親」，在台北重聚，共同完成《萬里尋親記》。
遇合離散間，父親們的信念
《萬里尋親記》以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作為戲劇構作的參照點，馮程程從自己父親的生命故事出發，透過對話、遊戲、排練，召喚出五位假想父親的生命經驗，和他們對人生的省思，對未來的期待，而最終能夠——至少短暫地——成為馮程程的父親，為他完成那未曾實踐的旅程。
在馮程程所發出的「尋人啟事」中，對於這位假想的父親有一些條件的設定：喜歡馬、收集馬，喜歡1950—70年代老歌，摩羯座，說話特別慢，當過指揮、伴奏、教師、軍人。但，從最終出現在台上的五位父親的個人經歷來看，真正重要的，似乎不是符合條件與否，而是能否體現人生當中難以預料的遇合離散，個人自由意志與外在現實的抗衡，乃至於必須承受的考驗挑戰。他們的經歷，雖不完整，但有一定程度代表性，整體反映出台灣戰後七十年以來的發展歷程：威權體制所帶來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富裕成長，解嚴開放所帶來的多元景觀，最終，也凸顯出我們當下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也要從他們的經歷中，尋求啟發。
在台灣和英國之間選擇了前者的「父親」，雖然受到白色恐怖迫害，付出青春歲月的巨大代價，仍然選擇留在台灣為人權發聲；將一生奉獻於復興基地建設的「父親」，最感恩的人，是許多人已經遺忘的謝東閔先生，提示我們那曾經存在過，大家齊心努力追求成長的過往；一無所有隻身來台的「父親」，以美食帶給無數人單純的滿足與安慰，親身印證「可以改變什麼」的信念；兩位較為年輕的「父親」，工作生活環境迥異，卻同樣以音樂豐富自己和他人的人生。
劇場與現實間，父親們的不安
如馮程程在演出一開始所言：這是一個計畫，一個週末的三場演出，甚至不能說是計畫成果的呈現，身為觀眾的我們，其實是被邀請進入一個對話的空間，共同參與這個進行中的尋親行動。五個假想父親對生命的體會與領悟，是我們僅有的線索與啟發，周圍世界正在發生的改變，則是我們必須釐清的疑問和困惑。
「朋友、良心、自由、愛」，是這些父親視為珍貴的事物，既是這趟「尋親」旅程，所要再次確認的價值，同時也反映出這些價值所受到的嚴峻挑戰：意識對立的激化，所導致的暴力對峙——言語的／行動的，網路的／真實的，政治經濟的／社會文化的，個人的／集體的。而這些對立，不僅是當下現實，似乎也是流連不去的歷史幽靈。
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們因此而意識到在這場「尋親」之旅中，雖然提及但並未特別著力，也總是時時籠罩著華麗廳堂，那暗黑的、殘酷的、幽靈般的真實：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2020年的「12港人事件」【1】，詭譎動盪的台、港、中三角關係。坐在劇場中的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劇場外的現實，但，這樣的聯想，是擴展、深化我們對這趟尋親之旅的理解，還是反而限縮了「劇場」作為一種魔法，召喚出更多想像的可能性？從父親們的自述中，我們意識到一切的一切，都與現實政治有關，但，一切的一切，也都與個人單純的生命追求——生存、美食、音樂、深情、憐憫，有更為複雜的交織，更為豐富的牽繫，而不一定都是那麼絕對的、政治的。
因此，當父親們被問到：「你現在最想大聲疾呼的是什麼」，雖有某種「賦權」的意圖，但其中所隱含的政治氣息，仍不免讓我感到不安：對「明確表態」的不安，對「堅定立場」的不安，對「敵我分明」的不安。
而這不安，也只有在劇場的場域中，才有可能透過各種不同力量彼此間的協商，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紓解。
共同的明天
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米蘭公爵普洛斯彼羅以魔法解救精靈艾莉兒，使仇敵悔悟，最終得以回歸米蘭；在《萬里尋親記》中，馮程程和幾位假想父親，也嘗試以劇場的魔法召喚對父親生命的不同想像，建立對歷史記憶的同情理解，超越政治現實對我們的拉扯限制，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中，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們都能「無畏面向明天」——父親們共同的明天，女兒們共同的明天，台港共同的明天。
因此，這不僅是「尋親記」，也是「雙城記」，尋找的不僅是「父親」，也是台北、香港兩的共同未來。
註解：
1、2020年8月3日，12名因參與香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反送中運動」）而被捕的香港公民，於保釋候審期間，乘坐快艇試圖偷渡前往台灣，於中國廣東東南部海域被中國海警攔截逮捕，送往深圳拘留，之後被以偷越邊境罪判處七個月到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該事件因其政治敏感性，引發國際社會及兩岸政府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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