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天堂與好地獄

文/翟明磊
編輯/梁詠璋

【明報專訊】吃人機器一直在吃人，當他吃下一個個人時，不是新聞，當它吐出了十二個人時，反成了新聞，這就是世界的詭異。

富士康出現連環十三跳（第十三「跳」是割腕），郭台銘神色慌張在記者包圍下為自己管理的體制辯護﹕

富士康在深圳有四十五萬員工，跳樓事件說明有四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名員工還是適合這個管理體制（他稱管理系統可以照顧99.9%員工的需要，認為系統行之有效）。

我想起陳冠中的政治幻想小說《盛世：中國2013年》對二○一三年國人心態的描寫，國力大盛自信膨脹的精英和生活在封閉信息環境的老百姓，

每天吃覑國家從國家化工廠生產放入自來水，飲料中的「快樂」毒粉，都有些輕微的「嗨」，認為生活在一個天堂中，

並自認為清醒地說這是個「壞天堂」，還是需要局部改進的。而沒有吃快樂丸的人卻認為這是一個地獄，

只不過不再像血池肉林，天火油鍋，是一個「好地獄」。

每個人的體驗與立場對事情便有了斷然不同的看法。

政府稱富士康符合最低工資線，記者們也看到了富士康整潔利落的廠房，康樂設施，中午有三十分鐘吃飯，每天有二十分鐘休息等等，和廣東一些血汗工廠比確實「人道」不少，富士康亦斷然認為自己給員工的是一個「壞天堂」，是初入廠員工心理調節有問題，當然管理體系也需要改進。

我曾經在內地第一次做了深圳工人組織的報道，因此在一個月時間走過深圳不少工廠，所以對報紙說的一些數字，我的體驗可能不同。

據《明報》報道，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這意味覑什麼，你們知道嗎，這樣對一個年輕的工人？

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意味什麼？

我認識的一位工人組織成員王姐，為體驗血汗工廠的生活，化妝成工人進廠——她以前是文員。每天也是工作十二小時，一天下來全身關節發痛，連續四天後，腿腫了起來，指頭一壓深深的凹洞，第五天，腳腫成了饅頭，抬腿走腿只能挪。十天後愈來愈嚴重。一個月後才好。這樣雙腿腫至「發亮」的年輕工人不在少數。王姐觀察到，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工人，會用各種方式發泄情緒，如說話﹕「我不想做人，做人好累。」「想做豬，每天有人餵。」有的會發出無緣無故的大笑，有的人則對開玩笑的人施以痛手。工人自卑到不敢與廠長說話。

要知道那些新進廠的十七八歲年輕工人，在體力上和王姐沒什麼差別。我們一直有錯覺以為農村學生體力更好，其實經過六年中學住校生活與農村生活脫離的農村孩子，在體力上和我們是沒什麼區別的。何現在國家大力提倡併校，將分散的農村小學合併集中在城鎮，導致離家過遠的農村孩子從十一歲住校（更偏遠的地方有八歲就住校的），一周回家一次，從小脫離了農村勞作。併校運動始於二○○三年十一月中央農村教育工作會議之後，至今七年， 而併校運動產生最早的一批小學生已中學畢業，正是現在深圳工廠的年輕工人，也是富士康自殺的九○後主力。

農村孩子經過長期學生生活比我們想像的要脆弱得多。

我的好友祝強，十八歲高中畢業去深圳工廠打工，十年的學生苦讀生活無法適應工廠，使他僅僅工作了十五天，其中十二天加班，最後七天每天十六小時工作每天睡五個小時，他站在車脇邊睡覑了，手被捲進機器，燒焦了，沒有安全知識，不知如何關閘，他用左手硬擰開螺母才停下機器。被截肢的他和另一個殘手工人創辦了志強工人服務社。

我曾經在創辦的《民間》發表過一篇文章〈累死的女工〉，十九歲的深圳松崗女工李春梅，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也就是加班了六小時，但工廠紀錄上只顯示加班三小時， 連續兩月沒有一天休息，最後一天她幹了十六小時，下班後這個女孩躺在脇上直直看覑天花板說﹕「我覺得快要被榨乾了。」一邊咳嗽一邊說﹕「好餓。」幾個小時後， 她吐血死在衛生間地上。李春梅十五歲進工廠，所以體力難支。這樣的情是普遍的， 廣東的血汗工廠勞動強度是為一個壯勞力平均值設計的，這也是為什麼個別人無法適應累死，或心累而死的原因。郭台銘的邏輯是一個管理體系只要讓大部分人不跳樓就行，當然他已經做到了。

有這樣的思路必然有他現在這樣的麻煩。

無處可逃的「精神控制」

富士康漂亮的廠房並不能改變它把工人當漂亮機器的本質。

和一些血汗廠只控制你的肉體與力量不同，郭台銘的高超之處在於精神控制。

「每日要早十分鐘上班開會，做檢討，工作時不准講話。做錯事，線長當眾大聲責罵。我做了三年工廠，沒試過這麼辛苦。講話是減壓，有什麼問題？富士康把我們當機器人！」富士康第一跳死者馬向前的胞姐表示，馬生前工作極之艱苦，又經常受主管責罵。她形容富士康實行半軍事化管理，令員工尊嚴盡失，「一百多人讀檢討書，有時女孩子讀檢討的聲音比較小，領導要她讀到全部人都聽到，然後那女孩讀覑讀覑就哭了。」（《新報》五月二十六日報道）

前文提到王姐摸底進的工廠雖然也是每天十二小時工作，但工人通過講話，抱怨發泄了情緒，但郭台銘的工廠是不講說話的！

老實說和筆者見到的更辱人工廠相比，這確不算什麼。工人領袖張治儒告訴我，他所在的工廠，管理者懲罰工人，是讓工人站成一排，工頭們像槍斃工人一樣，用消防高壓水龍頭瞄準一個個「槍殺」，被水壓擊痛倒地的工人，還必需立刻爬起站好，再被衝倒……這種污辱人格的方式曾讓張治儒血往頭上湧，立下為工人維權的決心。

與人民公社的人身管制相同，也比筆者講到高壓水龍頭衝工人的工廠更「進步」的是﹕郭台銘的管理不過是更系統地侮辱人格的體制，所以才會讓人無可釋放。被水龍頭衝倒的工人，過了這關，剩下時間還是相對自由的。但富士康不同。

網上最新爆出工友的文章，揭發富士康保安打人是導致工人自殺或被自殺的真實原因，如果屬實，則更為惡劣，政府當嚴查到底。

誰能逃出「好天堂」

我在深圳採訪工人組織時，一天晚上看到了終身難忘的一幕，在工人區的一條林蔭路，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站在樹下，我想她在等男朋友吧，過了四棵樹，又是一位十五六歲中學生模樣的女孩子，再走幾步，又有一個少女在樹下，整整五百米的林蔭道站了五十多個少女，工人朋友告訴我這就是站街女，這是價格高的，還有一條路是四十五十幾歲的老女人人肉市場，為工人們提供性服務。

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女來自於那些無法適應工廠工作強度又有些姿色的女工，賣身對於她們來說不過是選擇了另一種輕體力活。

不同於中年工人，新一代的工人往往有高中初中文憑，中國農村的中學教育其實是為城裏孩子設計的，完全與農村與現實脫節，有農村的父母說，本來很不錯的小孩上了中學，變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討厭農活的廢人，無法在農村生存——我曾親眼看到幾個農學院的大學生（家在農村）竟然連大坑都挖不動。這些不願幹農活的孩子嚮往進廠打工，然後他們發現工廠遠比農田要殘酷，十多年的教育完全用不上，低薄的工資，辱人的管理方式，而學校帶來的空洞理想和自尊與之激烈衝撞。現實難以接受，去尋找天堂吧。

和經歷過嚴酷農活磨練的中年民工不同，這些從學校直接走進工廠的孩子無法適應為傳統民工設計的工作強度體系，而愈來愈激烈的市場競爭讓工廠不可能降低工作強度。

誰造了「壞地獄」

大陸政府針對富士康自殺事件說﹕「生命是最寶貴的。」我聽到這話簡直要吐。正是我們的各地政府用打壓勞工組織（例如前文提到張治儒的工人組織就多次被抄家打垮），制定荒唐至極的最低工資線，而且二十年不變，用降低一切成本的辦法來吸引外商與港台商投資建人肉工廠。例如東莞為何發展突起，有一點，這個城市和深圳相比，打壓一切民間勞工組織，東莞沒有民間工會，沒有合理的談判機制與組織，這也是東莞為何比深圳更多砸機器，堵路的工人暴力事件的原因。

我對許多事情悲觀，唯有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別人問我為什麼﹕我答，三點﹕因為中國有最勤勞最廉價的勞工，沒有工會；中國有全部由國家控制的土地，這些從中國人民手中掠奪過去的土地只要被政府一點點拿出來變現，GDP不用愁上不去；中國有大量第一次購房的百姓。

正是我們視GDP為親娘的政府造就了郭台銘與官員們的「壞天堂」，工人的「好地獄」。

因此政府發言人第一句「生命是最寶貴的」，第二句話便是「我們繼續歡迎台港企業來大陸投資。」

郭台銘可能還覺得委屈，我是守法的，我給了工人大陸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每月九百元，工人十二小時加班是自願的，我沒有嚴重超時加班。只不過我工廠人多，才顯得問題大一點。這更說明，政府與郭台銘共同構築的合法天堂標準卻是地獄級的。

郭台銘的漂亮氣派工廠和我們這個所謂高速公路橫飛，高樓並起的大陸社會一樣，只是一個光鮮照人向全世界展示的「壞地獄」。

地獄並不因為你有了漂亮的工人食堂，看似文明的管理規章，有了驚人的GDP而改變。只要你不尊重工人，視其為機器，對於工人來說自然是地獄。

相反，一個高尚的管理是尊重人的。我的朋友王惟尊，內地知名MBA，曾任喜之郎的執行總裁，他認為一個好的管理，老總與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喜之郎管理以前有個頭痛的問題﹕工人偷吃偷拿果凍。王惟尊上任後一周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在每個車間樹起大桶裝滿果凍讓工人隨便拿，工人反而不好意思b。可惜的是像王惟尊這樣的管理者太少，太少。

吃人機器不停地在吃人，讓人麻木，淪為一個個生產工具，這吃人機器還不停地美其名﹕創造就業，讓你生存。當十三個人因為天生敏感或還未完全麻木，或還來不及被格式化時，因各種原因而輕生，吃人機器因此吞沒了十三個人，他不再是一個每天十二小時的牛馬，用生命跳出了壞地獄，人們才意識到這是「吃人機器」啊，於是有了富士康十三連環跳的新聞。

翟明磊是獨立記者，內地公民媒體《壹報》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