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破報_在夢境中場休息時摘下面具—專訪《美國夢工廠》導演黃思農

(轉載自破報復刊611)


文／劉美妤

Kurt Cobain如果活在這時，應該會更厭世。華爾街的虛無買賣遊戲帶領全球經濟走向崩解，資本主義卻持續發展（即使或許是走向末路），在林強唱起〈向前行〉 之後二十年，進步奮鬥向上的思維仍舊主宰社會，像個集體的夢境。只是，沒有人知道向前會走到哪裡。《美國夢工廠》的舞台上，一個在餐廳打工的年輕人忽然從 機械式的工作裡停頓了，他看著仍做著機械動作的同事們，試圖阻止他們。然而沒有人停下來，他死死地抱住另一人的腿，那人卻仍不斷重複前進、後退、前進、後 退…。我們從告別少年時記憶的Nirvana以後，就在這座偌大的美國夢工廠裡反抗或順從，從工作裡短暫逃逸、戴著面具假裝自己是某個他者，並如此觸碰慾 望。於是年輕的演員掙扎著四肢，以零碎而斷裂的一幕幕場景，描繪我們荒謬的生活、異化的過程。

「對於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真的要稱的話我不會說他們是新世代或七年級或草莓族，我覺得他們更像末世代。這個時代有一種人類集體的危機感，不只是很大 的危機感，更有一種…對，絕望，從絕望中或許會誕生什麼，但現在還沒有。」再拒劇團團長、《美國夢工廠》導演黃思農在停頓間反覆斟酌字句，一面這麼說著。 28歲的他處在所謂七年級的前端，在開始排練這齣戲時，他發現再拒劇團這群二、三十歲的演員幾乎同樣來自中產階級，也同樣在對父母說出「我要唸戲劇」時， 面對父母因此哭了的窘境。《美國夢工廠》就包含了演員們自己的生命故事。

這一代的台灣青年經濟條件普遍比上一代優渥，但不滿足於上一代努力存錢買車買房的價值觀，黃思農說：「他們去做一小時一百塊那種剝削的雇傭工作，以 爭取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像玩樂團、做劇場或寫小說。」另一些更幸運的人則拿父母的錢去國外留學，但這兩種青年同樣被定義為缺乏生產力的草莓族。他們試圖 抗拒美國夢的資本主義線性邏輯、拒絕被束縛在以固定工作為重心的機械化生活裡，或者在工作的某個片刻停下來問自己：我到底在幹嘛？
林強的〈向前行〉唱出上一代經濟起飛時台灣人的台北夢，然而後來的他早已拒絕繼續活在那樣的價值觀裡。黃思農在《美國夢工廠》裡呈現了〈向前行〉走 到當下的樣貌：四個演員在地上爬行著互相殘殺。隨著全球化進展，台北夢更延伸成美國夢，我們拼命燒錢給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求一張通往美國名校的 入學許可，在大聯盟登板的台籍投手全都叫做台灣之光。美國夢這樣努力致富就是成功的信仰，早在《推銷員之死》就已經被Arthur Miller狠狠否定過，然而離開又能逃到哪？它根本無關乎台北是不是我的家，農村同樣早就被綁在全球化和消費社會的鎖鏈裡。

《美國夢工廠》並未給出答案。黃思農說，劇場是提問的地方，不是給答案的地方。戲裡刻畫我們在生活中意圖摘下面具、逃離異化的時刻，但不談出路。傳 統寫實戲劇裡總是給予角色一個前史，然後發生事件，導致一個結局，有自我覺醒的過程和一個可能的方向。然而這個過程不一定存在─「我覺得真實的狀況是有時 候你醒過來，陽光灑進來的時刻，你忽然從一個無神論者變成相信神的存在，但那真的就只是一瞬間。我覺得每個人生命可能都是由那片刻的瞬間累積而成的。」而 結局也未必是一個出路─真的有出路嗎？我們離Michael Jackson領著眾星手牽手唱〈四海一家〉的年代已經有些遙遠了，全球化帶來的是更大規模的環境破壞、貧富不均和文化殖民等諸多問題，人類集體邁向更美 好的明天這種話幾乎只是個惡劣的玩笑。黃思農說：「我覺得那其實就是美國夢的意思，一個虛假的烏托邦。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夢是前往一個新大陸，但現在所謂的 新世界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這齣戲有個能稱之為出路的東西，大概就是把自己的面具拿下來。我不可能在結尾時去給你一個什麼樣的希望或烏托邦的想像。事實上 我在這一代年輕人也看不到這東西。」

黃思農在兩年前參加《漢字寓言》演出時構思了《美國夢工廠》的概念。他當時做的字是「忘」，「就是說一個集體失憶的過程，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狀況下， 我們盯著電腦電視，卻迷失在資訊之流中。那次我用影像呈現Dr. King重複『I have a dream』，上一代的革命口號放在現在來看一樣很遙遠，貧乏、空洞化。」於是這次，他讓Andy Warhol登陸月球，金恩博士從月球傳來影像訊息，姚淳耀穿著太空衣要去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在這齣戲絕望的鋪陳裡，沒有出路的我們，或許只能逃到月 球、逃到火星。

黃思農從三個自己的經驗裡梳理出《美國夢工廠》的成份。最開始，是Kurt Cobain的遺書。黃思農高一時從同學手上拿到一張A4影印的遺書譯文，「才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個覺得這個世界很無聊的人」，並一直記得Kurt說，最 大的罪惡就是欺騙，假裝自己百分之百快樂的樣子。他仍將那份遺書留在電腦檔案裡；而在《美國夢工廠》，那樣的欺騙就是戴上面具—即異化的過程。另一個經驗 是有一次他在香港海洋公園看見一個小丑，表演得像是徹底放棄取悅觀眾，他被小丑歇斯底里的模樣打動，那樣失敗的表演裡有一種絕望。相似的調性出現在《美國 夢工廠》幾個段落的表演裡，大賣場裡的保險套推銷員、逼自己感覺快樂的麥當勞叔叔，帶著同樣壓抑逃亡渴望的歇斯底里。

《美國夢工廠》也帶進黃思農自己休學在香港工作、和跟車仔一起跑遍香港那段時間的反省。拒絕大學、逃避兵役，然而也不想日復一日這樣上班，在一個送 完貨的晚上，他在尖沙嘴的二手唱片行裡聽見Led Zeppelin嘶吼著「working from 7 to 11, make live is a drag」，突然決定回台灣。於他這是某種改變的瞬間，並試圖在這齣戲裡捕捉。「進劇場其實像是我們一起目睹一些真實的片刻。這些片刻很容易消失，在不斷 的排練中，那個真實就變成演員制式化的套路了。所以我們也在努力抓回一開始發展的時候有打到我們的瞬間。這個瞬間可能就對應我們現實生活中面對的那個瞬 間。」
作為一個新生代劇場工作者，黃思農也意圖以這齣戲進行世代對話。再拒劇團對社會議題投射關注，先前的作品《沈默的左手》聚焦移工問題，下一齣戲，計 劃以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發想，描繪年輕的報社記者找不到自由。然而與其被稱之為左派，黃思農傾向認為再拒的精神是無政府主義的。包括去年和幾個劇場 工作者一起在他的公寓裡展開的《居+公寓聯展》，以及團員們對生活的反抗、各自接案和實踐的過程，他認為那就是革命，不能再以馬克思主義去談。「我們現在 的革命和80年代不同。」他斬釘截鐵地同意Bob Dylan所說的「沒有左和右的問題，只有上和下的」—至今我們如何表述世界，仍來自階級問題。但或許，這樣清晰的階級意識正是為何再拒常被定義為「左傾」。

這些問題早已不是新鮮事，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在強調做自己，甚至如龐克，進行著拒絕自我原本階級地位的生活實踐。然而這個世代既缺乏龐克的顛覆力， 也沒有嬉皮的集體共感。因此《美國夢工廠》描繪的生活和價值觀都是碎裂的，黃思農如此形容：「它同時在奮鬥、在講殘酷性、也在批判這件事情。它在描繪那個 異化的過程，或者如果可能的話…它可以是一個除魅的過程。」

除魅如果是一個可行的目標，那麼這齣戲的確透過真實的顯影來觸動觀眾，藉由表演和聲音、影像的對話，去塑造儀式。然而顯影之後，鬼魅該如何消除或轉 化？對於黃思農這個抱持無政府信仰並時常打零工度日的導演來說，這就是觀眾走出劇場以後，各自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