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無調性反動－郭達年與香港八零後社運傳承

(轉載自破報復刊No.632)

文、攝／劉美妤


郭達年之於台灣、台灣之於郭達年，都不是陌生的名詞。10月8日晚上在四號公園一場名為〈atonalitude | 詩音無常〉的演出，昔日香港抗議樂團「黑鳥」主唱郭達年、日本聲音藝術家千野秀一、美籍詩人Madeleine Marie Slavick，分別從香港、柏林和紐西蘭來到台灣聚首，即興地在台上以詩歌、聲音、影像唱和，以西班牙內戰時期革命歌曲〈A Las Barricadas〉展開。「無調性」，他們如此定義這場詩歌對話。摘除音樂固定的曲式、旋律、樂器搭配，僅有一次排練的基礎，而在這之前千野秀一和Slavick甚至未曾謀面。流動、無樣式的姿態正是郭達年想要的，也反映他以音樂投身香港社會運動這一路的思維。

從1980年代至今，在「黑鳥」解散以後，郭達年仍不斷創作抗議歌曲，打算明年初發行個人新專輯。他說，並不是特意選擇主題，而是自己關心什麼事情、自然就只能以那些事情創作。除了香港的高鐵、政改議題，他近年常跑中國大陸關心住屋問題，也寫進了創作。在那高度城市化、資本化的洋紫荊島嶼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帶來了西方文化直接輸入的成長背景，從英國到中國，香港人不曾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郭達年由最初策劃「六‧四音樂節」至現在改稱「自由文化音樂節」，他現在也辦起文化評論雜誌，一方面傳承著不同世代抗爭的火苗，也仍以無權柄的市民姿態，和一群（當然絕不會是大眾）「八零後」異議青年行動者持續進行社會改革。

科技污染與文化壟斷

說投身運動的80後年輕藝行者與上一代有何差別，至少在殖民時期成長的郭達年那一代和少年時就經歷回歸中國政權的八零後青年身上，國際觀與身處的政治情勢都大為不同。八零年代以後出生的香港年輕人如同在台灣的我和我身邊的同儕，擅用科技產物、輕易以網路取得大量資訊和社群連結、房間裡堆滿該看而未看或看了卻來不及消化的各類書籍音樂影像。我與郭達年言談中所得到的訊息，香港的社會運動、文化場景現況也正如這群年輕人的處境，與台灣頗有相似之處。

網路的普及，使得走在科技生活前緣的年輕人耗用大量時間在網路上。把google這個字當動詞使用的我們不再踏實吸收知識，我們更清楚在網路上號召人群多麼容易，在facebook上貼一個活動、邀請朋友，立刻會有幾百人點下「參加」－－但實際上會參加的可能不到二十人。快速散播消息的副作用卻是人對事情投入的不足，為自己浪費時間在網路上做無謂的事情找許多藉口，郭達年提起過去從事抗爭時一個一個人打電話聯繫的情形，「那時的commitment比現在高。」他說。「現在的情況，並不是社會跟人的關係有特別的改變，是人自己的行為習慣改變，這種改變我稱之為污染。」

若說這種「科技污染」是全世界網路普及之處共有的現象，與台灣特別相似的則是政府文化政策扼住民間文化動能的近況。香港文化政策承襲中國大陸的官方手腕，由藝術發展局進行策劃，給予民間藝文團體補助，同時也自行培養藝文團體。藉著這種方式，官方單位掌握了藝文發展的步伐，補助看似自由，卻正因為藝文團體嚴重仰賴政府補助，反而無法自立。當藝術的「資方」是政府時，衝撞的力道不免消減，一場場的文化節、電影節、藝術節，看似一切都自由開明，藝術家因經費而配合活動，卻掩飾了檯面下更多問題的存在，例如政策上對同志的不友善就能因此被粉飾。污染更存在教育層面，謊言堆砌出學生對歷史的認知，當他們不質疑，就不會相信另一種聲音所述說的可能。

革命亦無調

政府掌控藝文活動的一貫性對應出民間異議力量的斷裂，上個世代的抗爭者可能進入體制內－－例如社會民主連線的梁國雄在議員的位置上，卻仍有太多無法改變的事；更多的則是對異議較為冷漠的中年中產階級，而年輕的、未被政治遊戲污染的行動者又自成另一塊。當然，歷史的脈絡在這樣的社會現況下逐漸顯得隱微，而那些問題不曾消失，卻需要被以另一種方式述說。「他們要知道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但年輕人應該從今天的現況去了解過去。」郭達年這麼說著，即使他或許無意站在「傳承者」的位置，也確實試圖留下過去，將他的文字、黑鳥的專輯存放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等待讓將來的年輕人了解，也無隔閡地參與八零後行動者的抗爭。與政黨團體劃清界線、厭惡「開會」、認為無止盡的談論造成過多內耗的的郭達年認為自己和這些青年完全一樣，「我要詩歌是atonal，無調的，革命策略上我也是無調的。」

他們不在乎政黨的遊戲，而是抓住議題本身去行動。跨世代的他們在今年四月一起出了《Listen to the People》專輯，新一代異議份子接著抗爭的火炬，甚至一部分的藝行者轉而用來自南美的歡快曲風創作。「很多人說八零後的年輕人很無聊。他們也可以去打工、搞個學位，很快青春就過去了，但他們沒有，他們在寫歌曲、唱歌、做劇場、參加社會運動，這非常重要，對他們的同輩揭露另一條路。」郭達年說，「我們開始做街頭劇場時，台灣還沒有小劇場出現，我們做街頭劇場，連結的是美國60年代的生活劇場（living theatre）、歐洲反抗劇場，我們做範例，有些年輕人承接上去...我在中間把它拉起來，我不一定是對的，你可以反抗我，我也反對我自己。但就是不要斷。」

從對六四的關注回到香港這座城市自身的問題，郭達年說現在的香港人聰明而保守，深諳「不撈過界」的道理，在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此時更加明顯。對多數港人來說，由於過去關心六四問題，中國大陸卻仍「自己玩自己的」，有這樣的前科，港人多傾向將劉曉波被囚、獲獎之事視為與己無關的「中國大陸的事」，寧可把力氣放在關注香港本身的問題。當郭達年和北京的其他異議份子談論劉曉波，眾人都感觸良多。縱使不全然贊同劉曉波的看法，他也同意劉曉波做到了應做的事情，而在北京的異議份子們目前仍冒著危險持續於網路上寫文章，「那很不簡單。」

以反主流的音樂、文化在這麼一個商業社會中從事抗爭，本就不可能簡單、不容易影響太多群眾。但這個聲音連結著過去與未來的眾多反叛之聲，也是這個聲音拉起了郭達年和從日本學運時代左翼傳統走過來的音樂家千野秀一、曾遠赴香港從事社會工作十年的詩人Slavick。在直走咖啡座談的活動後深夜閒談時，千野先生在黑板上以端正的漢字寫下毛澤東的名言「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我問他仍相信社會主義嗎？他沉思一會，說他仍相信，因為當下的資本主義「民主」是有問題的。當然，那並不存在中國現今的空有社會主義名義的政體。老左派對政治體制的持續質疑仍在他們堅定的眼神中點著亮光，或許也就是這份亮光聯繫著不同世代之間同樣的信念，無關調性，僅僅拒絕遺忘、拒絕服從，而且行動－－在那些詩歌間喚醒的力量，足以將行動的精神相連、相傳。